中級法院

- 聽證權及辯護權
- 《行政程序法典》第93條及第94條
- 在澳門定居的申請
- 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的權限
- 調查原則
- 裁判基礎的事實前提的錯誤

一、《行政程序法典》第93條對一般行政程序規定的對利害關係人聽證，經結合該法典第10條規定的參與原則，是開放型行政當局模式的具體化，要求在形成與其有關的決定時，私人及代表性團體參與其中。
二、因此，在作出程序之最後決定前，應透過適當的通知，使私人可以求取知悉決定之全部重要方面所必需的全部資料，尤其被告知該決定的可能含義（《行政程序法典》第93條、第94條及第95條）。
三、顯然，有關要求不能作為行政當局有義務作出決定的所有情形中的絕對及一般的規則，在《行政程序法典》第96條及第97條明文規定的情形中，不存在或可以免除這項要求。
四、另一方面，當涉及到辯護權時，對利害關係人聽證原則亦相當重要，例如在紀律性質及處罰性質的程序中就是這種情況，其後果是限制或消除行政相對人的權利或科處制裁。
五、這種見解及程序對於非澳門居民亦應有效。
六、如不涉及行政違法行為之制度或程序，也不涉及任何處罰程序，那麼絕對遺漏個人聽證及辯護一經查證，還產生沾有形式瑕疵之行政行為之可撤銷性 — 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124條。
七、澳門特別行政區保安司司長有權限對根據10月31日第55/95/M號法令提出的有關在澳門定居的請求作出決定；
八、行政當局在遵守調查原則或依職權原則後，應當查明或查核據以作出其決定的事實前提的有效性，以取得對情形的確實及盡可能深入的了解；
九、據以作出決定之事實前提如產生錯誤，則具有該錯誤之行政行為應予撤銷。

- 被上訴行為的解釋
- 提起上訴的正當性
- 追認
- 經理就公司作出了行政違法行為而須為該公司繳付罰款的責任

一、對實施了的行為作解釋時，除了須考慮針對的目的、法律效力的性質和延伸範圍、使用的語句等元素外，還須考慮行為(其法定類型)的本質，意願表達時的狀況，行政卷宗所載的元素以及相關的公共利益。
二、上訴人是直接、個人及正當利益之持有人：利害關係人是因被上訴行為法律效果之被摧毀而能夠獲得或期待獲得某種益處的人；如果產生即時影響則為直接利益；如果這類影響發生在上訴人本人的法律領域則為個人利益；如果上訴人的利益得到法律秩序的積極評價則為正當利益。
三、對因實施了一項行政上的違法行為而被科處罰款的公司而言，該公司表面上具有上訴的正當性。
四、追認是指表達意願聲明的行為，某人透過該意願聲明將他人以其名義實施但不具代理權的法律行為視為自己作出或確認為自己作出。
五、就普通程序法而言，當事人一般會在訴訟開始時透過起訴狀確定身份，其他人或實體如就案件標的而言具有等同原告或被告的利益時，也可以於訴訟進行中擔當該身份。就行政訴訟法方面，在主要當事人的概念中，只有證明一項等同被輔助方的正當利益或與之相關時，輔助人才可以參與，就如《最高行政法院規章》第49條，除了輔助角色外，法律沒有預期第三人參與的其他規定。
六、對有關違法行為所適用的法律是實質具體地要求經理從1998年12月21日起以補充方式負責的法律。並排除了(於之前的文本內訂定，在實施違法行為時仍在生效的)連帶責任，後者明顯較嚴厲，因為這裡引用的是輕微違反和刑法適用的原則和規則，並已對行政違法行為制度必須變更之處作出修改，故此，選擇了對被告較有利之法律 — 12月18日的第66/95/M號法令第44條，10月4日的第52/99/M號法令第1條，第2條和第3條第3款。

- 販賣麻醉品罪
- （持有麻醉品的目的不是供自己吸食）
- 刑罰份量

一、如在審判中證明，嫌犯持有“非少量”的麻醉品且“目的不是用於自己吸食”，則證實其作為正犯觸犯第5/91/M號法令第8條的販賣罪 — 第8條不只是處罰“狹義的販賣”，還處罰其他“活動”，包括“在第23條規定情形以外持有麻醉品”，而第23條專門處罰“持有供吸食”。
二、在確定刑罰份量時，澳門《刑法典》第65條“採用自由邊際理論”，按照該理論，具體刑罰在最高限度與最低限度之間，結合該等限度內刑罰的其他目的，按罪過而確定。
三、第5/91/M號法令第18條規定的“刑罰的特別減輕”，意味著，作為事實前提，嫌犯按照該條的規定作出行為，尤其“在認別或拘捕其他負責人方面之證據收集方面具體”合作或協助。
四、對於一名可被處以8年至10年徒刑的販賣罪正犯，確定8年6個月徒刑不違反“刑罰的適度原則”。

- 簽發空頭支票罪
- 民事損害賠償
- 暫緩執行刑罰（以實際支付損害賠償為條件）

一、在本案中，簽發空頭支票的犯罪事實可以造成兩種處分。其一，（純粹）刑事性質，即對行為人科處刑罰；其二，透過（倘有的）判處該犯罪人彌補因犯罪造成的損害而顯示出來。
二、這種“彌補造成的損害”，雖然其“金額”及前提由實體法規範，在刑事上屬重要的“不法事實”中仍有“支持之依據”，因為，正如澳門《刑法典》第121條所規定，這是“犯罪所生的民事責任”。
三、因此，法院裁定判嫌犯觸犯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並在裁判後依職權（參閱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定出嫌犯對該受害人之損害賠償，並以實際支付該損害賠償為緩刑條件，這一裁判無可非議。
四、支票從公司帳戶開出之事實（嫌犯是其公司經理），不妨礙這種裁判，因為，定出之損害賠償非產生於其基礎關係，而首先指“犯罪所生之民事責任”，且已具備全部有關前提，換言之，有罪過的不法事實，損害，前者與後者之適當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