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級法院

遺產管理書裁判之審查及確認

一. 對澳門以外法院裁判的確認須符合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1200條所列之各項要件，其中a及f項所述之內容由法院依職權作出認定(見同一法典第1204條)。
二. 如卷宗所載資料，或因履行審判職務獲悉其中存在不符合上引第1200條b, c, d及e項任一要件之事宜，法院不應確認有關裁判。
三. 由於澳門《民法典》第2147條及續後亦設有類似制度，故澳門以外的法院作出之關於執行遺產管理書之判決並不違反澳門法律體系之基本原則，亦無侵犯澳門地區之公共秩序。
四.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作出之執行遺產管理書判決之確認，本法院無需作實體審查，由於有關判決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1200條之各項要件，故應予與確認。

緩刑

雖然，第一嫌犯有刑事紀錄，但在實施本案犯罪時仍未有確定判決，屬於初犯。另一方面，考慮到涉案金額僅為約4,000元，且犯罪未遂，本院同意原審法院的考量，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徒刑作威嚇已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因此，本院裁定維持對第一嫌犯的緩刑裁決。

量刑 緩刑

1. 緩刑的前提要件包括形式要件（針對不超逾三年的徒刑）及實質要件（存在正面的社會期盼）。
2.所謂“正面的社會期盼”，或稱為“社會的良好預測”，是指透過分析行為人的人格、生活條件、實施犯罪前及實施犯罪後的行為表現、犯罪情節，判斷暫緩執行徒刑是否足以讓行為人遠離犯罪，並同時，藉此維護社會所保障的法益，即：刑罰之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兩個層面。
3.為了對犯罪者将来的行為作有利的預測，法院應考慮至作出判決時的狀況，而不是實施事實時的狀況。
4.支付賠償，體現為嫌犯彌補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而作出的努力，又或甚至是犧牲；它不單可以體現替代刑的再教育及訓導的內容，還起到消除犯罪行為所帶來的惡害的作用，尤其是回應保障法益的需要及穩定社會對打擊犯罪的期盼。

- 獲證明的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 自由心證
- 以資訊方法作侵入罪和侵入私人生活罪的競合關係
- 緩刑的適用
- 精神損失賠償

1. 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是指僅憑有關事實不可能得出有關法律上的結論或者法院不能查實控訴書、辯護書或案件的法庭討論中所提出的所有事實，亦即，在案件標的範圍內的查明事實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方面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2. 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
3. 如果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充分地對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且未發現存在任何遺漏，那麼，就無從確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的存在。
4. 上訴人所質疑的是原審法院在認定行為人實施脅迫行為的事實所依據的證據不足，即認為不但庭審所調查的證據以及整個卷宗的證據均沒有顯示上訴人向輔助人發送未經輔助人同意的情況下拍攝輔助人的裸露照片、洗澡及二人發生性行為的影片的內容並以此作出重大惡害的威脅的行為。這純粹是上訴人欲以案中不存在向輔助人發出相關裸照的記錄為由否定原審法庭對此事實的認定，其本質上是對原審法庭依照證據規則進行自由心證的質疑，這是法律不許可的。
5. 即使上訴人缺席庭審，僅聽取輔助人的證供，也不妨礙原審法院根據其證供，結合上訴人實際上在後來不能在繼續來往時向互聯網平台發送那些私照和視頻的事實，作出認定上訴人實際上有發送的行為的心證，這心證的形成，有合適的證據的衡量以及理由說明，並不存在明顯違反證據規則以及衡量原則之處，也就無從確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6. 侵入私人生活罪禁止以具體方式對私人生活，尤其涉及家庭生活或性生活之隱私作出侵犯，而以資訊方法作侵入罪則在刑法層面禁止對個人生活隱私資料作出無合理理由的資訊化處理。
7. 上訴人的行為明顯表現兩個不同的行為：首先，上訴人在未經受害人同意的情況下，以拍照以及錄影的方式侵入受害人的私人生活而獲得大量的受害人的私照，這就是觸犯了《刑法典》第186條的法益；其次，將這些私照發送至互聯網平台以及網上公開的討論區，觸犯了《刑法典》第187條保護的法益。上訴人不但以不同的行為而且以不同的行為方式侵犯了兩項罪名所保護法益，根本不存在互相吸收的條件，更不可能是法條競合的關係。
8. 在適用《刑法典》第48條第1款之規定時，必須考慮是否滿足了緩刑的形式前提及實質前提。形式前提是指不超逾3年的徒刑，而不可以係其他非剝奪自由刑。實質前提是指法院必須整體考慮行為人的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的行為及犯罪情節、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是否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即以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作為給予緩刑的界限，具體地說，倘可預見行為人受到刑罰的威嚇和譴責後，即會約束自己日後行為舉止，從而不再實施犯罪，以及即使徒刑被暫緩執行，亦不致動搖人們對法律的有效性及法律秩序的信心，無削弱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9. 本案所涉及的是對故意犯罪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或非物質損害賠償金額的訂定，由法官依公平公正原則作出，而法官只能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而不可能以其他個案或判決中某個可量化的項目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的指標，更不可能存在一計算精神損害賠償的公式。